我仰慕黄寿祺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我心目中黄先生总给我一种神奇而又神秘的感觉。当我知道黄先生既是经学大师吴承仕的高足、又是象数学大师尚秉和的弟子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黄寿祺先生是如何将吴先生考订名物的严谨朴实与尚先生取象运数的敏捷灵悟巧妙地融于一身的呢？黄寿祺先生在象数易学研究方面有何高明洞见呢？作为吴承仕先生的同里后学，又是尚秉和先生象数易学的研习者，我对黄寿祺先生这一独特的师承和博深的学问自然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好奇和探求欲。

　　尚秉和先生无疑是近现代象数易学第一人，其精深博大的象数学体系可以说是继汉、宋两代象数学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高峰，他那神奇的象数理论和取象技术常令我击节三叹。作为尚先生的高足，黄先生一定得到过乃师的秘传。可惜晚辈无缘受黄先生耳提面命之教。有幸1996年我与黄先生的公子高宪兄相识，当时我在北京大学随从朱伯崑先生攻读博士，高宪兄则从朱先生做访问学者。从高宪兄儒雅的气质、长者的风范中可以想象得出乃父黄先生的仁德气象。一次午餐，我冒昧地问高宪兄：“令尊在象数、占测方面对您说过些什么？”高宪兄答：“没听他说过什么，他是反对算命的。只是在文革期间有一次他曾说过一句：如果真的生活不下去，就上街摆卦摊去。”我听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可谓悲喜兼之。

　　在重庆第五届世界易经大会上，在游完程颐点易洞之后，黄寿祺先生的得意门生张善文先生向我提起一件意外之事，他说他最近得到了一本黄先生批注尚先生《周易古筮考》的珍本，并说黄先生的批注十分详细，有的地方密密麻麻。我听后十分欣喜，反复催问善文先生何时整理出版？我知道《周易古筮考》是尚先生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黄先生的批注说明他在象数易学上的确下过很深的功夫。由此更加深了我对黄先生的敬意。

　　我与善文先生相识多年，虽然各居南北，但作为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的学术委员，研究院每有活动，我们都是要参加的，这样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有缘的是我与善文先生还是同门，都是章门之后。善文先生是黄先生的高足，黄先生是吴承仕先生的高足，吴先生又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众所周知，章太炎先生在经学和小学上有两大弟子，号称“南黄北吴”，“北吴”就是吴承仕先生，“南黄”则指黄侃先生。我的硕士生导师钱超尘先生的老师是陆宗达先生，陆宗达先生的老师就是黄侃先生。细细算来，善文先生是太炎先生的三传弟子，我则是太炎先生的四传弟子，善文先生算是我的师叔了。由此一来对善文先生我就再也不敢以“兄”相称了。更有意思的是晚辈虽然师承“南黄”，却与“北吴”有深深的关系。之所以称“北吴”是指吴先生执教于北平而言，而并非指其籍贯。吴先生乃徽州人，其故居距我的老家不过十里耳。至今家父还珍藏一幅吴承仕先生给我外祖父张根桂书写的对联：“术著歧黄三世业，心涵雨露万家春”，乃吴先生感激我外祖父治愈其病而作。“南黄北吴”是清代朴学派中皖派的殿军。皖派的宗师便是徽州人戴震。由此看来黄寿祺先生与我的故乡徽州又多了一份因缘——不知黄先生生前是否到过徽州？

　　重庆返回后，我又重新捧读了黄先生与其弟子善文先生合著的《周易译注》，该著是我写作博士论文《象数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我讲《易》时重点推荐的必读书。该著不仅在注《易》中兼顾象数与义理，于象数每多发明，而且在卷首集中对象数与义理作了专门论述。以下仅对本大作的象数学思想作一简略评介。

　　“观物取象是《周易》创作的原则”。《周易》经文创作经过了阴阳——八卦——六十四卦象辞三个阶段，“阴阳爻象的形成，本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现象。”“以八卦与阴阳二爻相比较，两者的创立，有一个共同点：均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物象所得，然后又作为喻示种种物情、事理的象征符号。”“就卦形看，六十四卦及每卦中的六爻，也同样都是作《易》者遵循‘观物取象'思维形式的产物。”“就卦爻辞看，六十四卦的卦辞及每爻的爻辞，均是配合卦形阐明象旨。卦爻辞的出现有两大意义：（一）使《周易》成为卦形符号与语言文字有机结合的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二）使‘《易》象'从隐晦的符号暗示发展为用文字表述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形象。”正因如此，所以黄先生将《周易》看成是“我国古代一部特殊的哲学专著”，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奠下了符号象征的基础”，它的哲理“是通过‘象征'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可以说《周易》哲学就是“象征哲学”。

　　象数派与义理派“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黄先生引用乃师吴承仕的观点“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而设”，认为“象数派既切占筮之用，又发《易》理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这些论点都是十分公允的。对于象数学派，黄先生列举了从汉代至现代的象数学家，认为西汉和东汉的易学派虽各分为四派，但其中西汉的孟喜、京房以象数解《易》、“以阴阳候灾变”、“以章句守师说”，东汉的郑玄、荀爽、虞翻、陆绩皆治《孟氏易》或《京氏易》，是汉易主要流派。魏晋时期，汉象数《易》渐衰。“及宋，陈抟、刘牧、邵雍之徒出，而后遂有‘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诸图说。《易》学之途，又为之一变。朱熹、蔡元定等取用诸图，引申其说，并参以义理，而后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这里虽然黄先生没有明言此派即为宋代的“象数派”，而称之为“宋《易》”，但却是与胡瑗、程颐“专阐儒理”，李光、杨万里“参证史事”等学派相对举，加上黄先生赞成四库馆臣论易的“两派六宗”说，由此可推知陈抟、刘牧、邵雍为宋代“象数学派”无疑。元以后虽多宗派，然对于象数则无大发明。辛亥革命后，黄先生只推崇两位易学大家，一位是杭辛斋先生，一位便是乃师尚秉和先生。而这两大家又都是象数易学大家。

　　 《周易译注》卷首还设《读易要例》一章，对《周易》及后世易学中的基本概念、体例作了简明介绍，而以有关“象数”的概念、体例居多，不仅有《周易》本文的“八卦”、“六十四卦”、“爻位”、“三才”、“当位不当位”、“中”、“乘承比应”、“九六七八与筮法”，而且还有汉以后解易的“互卦”、“易图”、“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天八卦方位图”、“后天八卦方位图”、“十二辟卦方位图”、“二十四方位图”、“卦气图”、“六十四卦方圆图”、“八宫卦图”，可谓赅尽象数学之大观。

　　 遗憾的是，晚辈收藏黄先生的著作不多，未能深入学习黄先生的易学思想。黄先生学识广博、著述丰赡，散佚者、未面世者想必不少，尚祈高宪公子、善文先生加以收集、整理，如能编撰一部《黄寿祺全集》以惠及晚辈，则何幸如之？

（张其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